我虽未亲历抗日战争的烽火，但'两山轮战'的硝烟，让我真正读懂了老一辈军人‘保家卫国’四个字的千钧分量。”62岁的胡兴周坐在自家火塘边，手指轻轻摩挲着一枚褪色的纪念章，“1984年两山战役参战纪念”的字迹在火光映照下依然清晰。1981年参军入伍时，他还是个20岁的青年，那句“听党指挥，能打胜仗”的入伍誓词，至今仍能一字不落地背出来，声线里藏着穿越岁月的铿锵。

谈及当年的战斗，他的眼神骤然锐利如锋：“那会儿在猫耳洞待了三个多月，潮热像蒸笼裹着身子，毒虫在身上爬得人直起鸡皮疙瘩。越军的炮击和特工骚扰没断过，后勤补给常被掐断，就靠压缩饼干充饥。可只要冲锋号一响，没人敢往后缩——咱心里明镜似的，身后是祖国的土地，是老百姓的安稳日子。这就是党领导下的军队，上下同心如钢，拧成一股绳，再难的坎儿都能踏平！”

解甲归乡后，战场记忆化作无形的枷锁，胡兴周患上了战后创伤后应激障碍。午夜梦回，他总在战场与现实间挣扎：“有回半夜，房梁上耗子跑过的声响，竟让我以为是敌军炮弹呼啸而来。我抄起木棍就冲出家门，是父亲在身后拼命追着唤我的名字，才把我从硝烟弥漫的幻觉里拽回来。”

退伍后的日子里，他执过粉笔教书育人，挎过药箱走村串户，唯有胸前的党员徽章，从未摘下过。疫情骤起时，村委会广播征集隔离点值守人员，他揣着党员证第一个冲到村委办公室：“我是党员，又是医生，这活儿非我莫属。”三十多个日夜，防护服裹着他的身影，在武汉返乡人员住处量体温、做消杀。提起这段经历，他笑得坦荡：“疫情一线值守，跟当年上战场一个理——党员就得冲在最前头。说不怕是假的，毕竟要密切接触感染者，但一想到当年战友们用命护着家国，这点风险算得了什么？”

如今，他每周仍背着药箱穿梭在村巷，给老人们免费量血压。药箱上那枚党员徽章虽已褪色，却像枚永不生锈的勋章。“我常跟孩子们讲，红色基因不虚，就是咱党员干部啥都得有模有样。当年打仗是守土，如今行医是守民，都是为了国家越来越好。为共产主义奋斗，不就是一辈辈人这样实打实干出来的嘛！”他拿起血压仪起身，又要去给独居老人问诊，夕阳把他的背影拉得很长，脊梁挺得笔直，像极了当年在猫耳洞前站岗的模样。